我院李林教授当选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从一个在世界货币经济体系中完全没有位置的币种，演变为世人瞩目且看好的货币
看上去，中国的近代史似乎走了一大段"弯路"，现在才回到正途上来。其理论基础是列宁关于"两大部类优先发展顺序"的论述。
这通常由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秩序决定。这完全超出了人们能够或愿意支付的保险政策。这里的"情"就是人皆有自利心之"情"。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乡土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短距离的交换通常可以在集市上进行。
这里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究其根源一定是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以及其他精神生活的传统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这些新兴资本主义者们要求立法保护他们对"剩余"的占有权，从而在中国社会里开拓"企业家空间"。例如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短期的、长期的，都要有个计划，有个指标。
住房是不动产，居民住房变动不大，是可以计划管理的，却没有计划管理。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也为以后的兼并重组奠定了合理的基础：因为改革后的兼并重组不再是不承担责任的行政行为，而是与资本经营者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行为。但是，如果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如果要总结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失误，那么就是接二连三的选择错误，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房地产唯经济政策（忽视了其社会政策的一面），等等。代理股东可以按一定比例从企业利润中获取代理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警惕80年代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失败》，一财网，2016年3月19日） 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就是公共侧改革。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既使科教兴国的目标不能实现，又阻碍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阻碍国民收入增长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期望的，可以卖出。
这两项改革，也可以说是对邓小平提出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和落实的方案。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教育、科研、医疗、文化事业发展大大落后于社会需求，形成上学难、看病难、大量学生都跑到国外去上大学和研究生、许多科技人才都到外国研究机构或企业从业、外国文化产品充斥国内市场的局面。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民所有制（公有制）改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民共有制，是一个进步。
这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改变，就像人体没有免疫力。在科研上，又是找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着手，不去攻坚，重视练软功而忽视练硬功。
由此造成了今天三期叠加、四降一升的困难和严峻局面。如果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还不能完成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理顺体制和机制，继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改革全面而不深化，问题暂时解决以后又会复发甚至加重，那么，终究有一天，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会形成无药可医的局面。
应该说，改革是逐渐深化的，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时间一长，病菌产生抗药性，更难对付。房地产业过快发展，不仅使商品房大量库存，还带动许多产业形成产能过剩。只有用于其他投资的资本才作为全民所有资本进入计算和经营。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避免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发展混合所有制容易产生的全民所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改革后的资产，都有了责任人，责任人不会让自己的资产被别人拿走。具体做法，是规定一个时间段，让持有国企股票的股民选择是否成为该企业的股东甚至董事，股东拥有的股票要达到一定数额，董事的股票额更高。
当该国企进行改革、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时，持有相应数量股票的股民就可以以股东甚至董事的身份参加，享有相应的权利。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政府能卖地，就不能卖房呢？如果政府卖房，不就可以控制住房的价格了吗？既然政府能出台限购政策，为什么不能对居民住房实行计划管理呢？居民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可以解决防止贫富分化、腐败产生的问题，可以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可以破解城市化的瓶颈难题，可以防止房地产发展失控，等等，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到呢？这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我们搞市场经济了，不能再用计划管理的方法了，一切都要交给市场。
斯蒂格利茨认为，从整体来看，全球市场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略的务实主义，所以在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就更应该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公共侧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改变这种局面。
也就是说，不同代理股东由于资历不同，经营的资产数量有差异：有些代理股东经营的资产多，可以进入董事会。二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如果细分，私人包括私有、私营、私用，公共包括公有、公营、公用、共有、共营、共用，公共与私人相互及其内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例如，我国的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而住房作为不动产、变动不大，居民住房应该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由此改变风气，使越来越多买股票的人成为投资者，盯紧股票发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甚至以股东甚至董事的资格参与经营。二是该管的事没有管到底。
如果说，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难题是扬汤止沸，那么，通过公共侧三项改革来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难题就是釜底抽薪。五期叠加造成了严峻的经济社会文化局面，迫使当局不得不采用包括用行政手段三去一降一补、强化维稳和钳制舆论等极端做法来应对。
也不能完全让企业内部的人员作为股东——那样会形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出现企业职工工资福利侵蚀利润的问题。过去我们都提公有制，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说得通。
如果还是公有制，产权就模糊了。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决定GDP的因素很多，变化也很大，不宜计划管理却有计划和计划管理，我国的产能过剩、高库存、高杠杆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GDP计划指标而造成的。这五期中，除过经济增长换挡期有其客观必然性以外，其他四期不能不说是由于以前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不到位、决策行为短期化造成的。进入专题： 公共侧 中国改革 。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又放在了按晋升的要求去跑项目、找刊物、找评审专家方面，重视练外功而轻视练内功。例如，现在房地产业面临着艰巨的去库存任务。
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减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股市本来是在资本合作经营和必要时交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是基础，交易是必要，投机是副产品。
其实，直到现在，我们有许多方面还在沿用计划管理的方法。要通过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改造中国的股市，使其由速生鸡变成原生鸡。
